记者谢锐北京报道 “如果中国棋院尽可能地去维护赞助商的利益，给予赞助商以足够的尊重，我相信现在的围棋市场肯定要好不少；中国棋院目前的运行体制显得老化僵硬，更多的是一种官本位意识，而不是市场经济下应具备的服务意识。”这是即将出版发行的６月号《围棋天地》杂志长篇专访《赞助围棋苦与乐》中的一段话，说这番话的是目前理光杯、蜻蜓文具杯两大比赛的赞助商代表李晓。 　　还在去年底第７届三星杯决赛开赛时，赛前一天，大家发现比赛用的棋盘、棋子质地甚差，和世界大赛决赛极不相称，《围棋天地》记者见此当即驱车几十公里，买来棋盘棋子。本以为已不会再有什么意外，但第２天比赛即将开始时，大家却又发现：比赛没有计时钟！裁判长陈祖德院长当时很尴尬地向曹薰铉九段表示歉意，然后让裁判以手表代替计时钟计时，比赛就这样开始了。 　　看到这一幕的李晓当时情绪甚为激动，他对如此重大的国际大赛中出现如此重大疏忽，表示十分的不理解，也表示十分的不满。联想起他自己办赛时的亲身感受，他觉得有些话不能不说。 　　棋协不能坐等赞助 　　理光杯已连续举办了三届，蜻蜓文具杯也已举办了两届，说起比赛，李晓说：“真的很累。” 　　比赛期间，李晓的公司上下几乎将其他所有工作都停了下来，为了让比赛顺利进行。至于比赛何时何地举行，几点几时发车，电视直播如何协调，棋手和媒体记者如何接待等等这些琐事，李晓都得面面俱到。但李晓苦恼的是，他的公司毕竟不是专门操作比赛的公司，办赛也不挣钱，所以有疲惫不堪、难以应付之感。 　　问到为何不将比赛全部交给棋协来办，李晓说他担心的是，如果那样做，比赛笼统地放在棋院进行，没有任何特点，哪能企望得到多少回报。他说，赞助商是围棋发展中很重要的一环，如何给赞助商以最大限度的回报，应是中国棋院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，但目前在这点上，中国棋院还不够重视。 　　说到回报，李晓认为至少有两点，一是赞助商赞助比赛尽管也有热爱围棋、回报社会的一面，但更多的还是商业行为。目前举办棋赛得到的最大回报还是媒体宣传上的，因而在这点上，棋院应主动联系媒体，与媒体配合，保证最大限度的宣传效应。其次，棋院应加强对棋手的管理，棋手在国际比赛中出成绩是对赞助商的最好回报。否则，赞助商的热情肯定会受到挫伤。 　　李晓也不否认这几年来他们和棋院的合作一直很愉快，但他感到那只是些层面上的合作。他说，中国棋院为什么不能将一些头衔战根据其规模、奖金额划分为若干等级，比如Ａ级、Ｂ级等等，然后，根据不同的等级保证哪些棋手参加、哪些媒体进行报道，从规格上加以区别。到时候赞助商想要赞助什么样的比赛，只管出多少钱就行了，其他一切服务均由棋院提供。如是，赞助商既能得到相应的回报，又不会因琐碎的事情牵涉太多的精力，从而生出厌倦之感。 　　李晓激动地表示，围棋要发展，中国棋院就不能坐等别人前来赞助，而是应努力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吸引赞助商，并且让赞助商来了后从此舍不得放弃。但在目前这种运作体制下，由于切身的经济利益与个人的工作好坏几乎没有任何关联，加上管理不力，因而要改变棋院对待赞助商的既有意识和态度实在很难。本来，棋院、棋手、媒体这些专门从事围棋事业的机构和人员，有责任和义务在推广、普及围棋上作最大的努力，因为那都是份内的事情。就像做公司一定要出类拔萃一样，否则就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。 　　棋手管理措施乏力 　　第３届理光杯闭幕的那一天，规定所有棋手必须到场，不然将不发前几轮对局费，但最后还是有棋手不到场，事后也拿到了对局费。 　　对此，李晓的看法是，作为棋手，应该主动地积极支持围棋赞助商的工作，对赞助商要有一种感激的心理。如果没有爱好者，没有赞助商，棋手即成无本之木。就像第１届理光杯，宋丹丹就先后两次问同桌的刘小光是干什么的，这种现象一点也不奇怪。 　　和棋界打交道多了，李晓的看法就不同一般。他觉得中国棋界最缺的是管理，而不是水平。他说，有两个事例可以证明，一是在李昌镐出局的情况下，为什么中国棋手还拿不了冠军？二是为什么韩国动不动就冒出一个少年杀手，而我们却冒不出来？论围棋基础，中国并不比日本和韩国差；论才智，中国人也绝对不会比日本人和韩国人逊色半点，但我们现在就是不能打败对手。 　　在李晓接触到的棋手中，有的每逢大赛，就紧张得睡不着觉，而像他这样的中国棋手不在少数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说到底还是缺乏自信，缺少锻炼。李晓说，他前年看三星杯决赛第２局电视直播，常昊在一个细微之处亏损，结果输了半目，那种错误就是业余棋手都看得出来，为什么像常昊这样的高手却会在大赛中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出现呢？能说是水平问题吗？肯定不能。 　　李晓说他每次看到中国棋院那一批十几岁的孩子在集训时，就不无担心地想，除了在技术上得到指导之外，他们需要的心理素质、人生观、世界观等教育是不是就跟得上呢？如果在这些方面都未引起足够重视的话，他们长大了，每次遇到大赛还会睡不着，还会屡屡半目惜败。这就是现象背后的真实问题。